一名50歲簡姓前調查官，走進台北市中山區的「安和美醫美外科」診所，接受一場標榜「陰莖增大」的手術，卻沒能活著走出來。這場原本只是消費醫療的選擇，最後竟成了奪命陷阱。
負責手術的醫師丁斌煌，被檢方以過失致死罪嫌聲押，先開出100萬元交保，未料醫師竟然籌不出款項。短短四小時內，保金從100萬降至50萬，再降至20萬，他才辦保離開。這樣的戲劇化過程，不僅讓社會譁然，更直擊人們心中的一個疑問，在台灣，人命究竟值多少？
檢察官確實有裁量權，會依案件性質、逃亡風險、財力背景決定金額。然而，從100萬一路降到20萬，過程過於隨意，讓「自由心證」看起來更像「隨便心證」。一條人命的重量，卻在四小時內先5折、最後2折，難怪民眾會直呼司法失去公信力。
在台灣，醫美廣告鋪天蓋地，動輒收費數十萬，卻往往游走在醫療風險與規範邊緣。這次手術費用高達40萬，醫師卻連100萬交保金都拿不出來，這種反差耐人尋味。對病人，他們能毫不猶豫收錢；對法律，卻哭窮避責，社會觀感怎會不憤怒？
貪污、洗錢案件動輒數百萬、上千萬交保；但在醫療事故奪走性命時，卻只剩下20萬的代價。這不僅是數字的荒謬，更是價值的倒置。對死者家屬而言，這筆金額甚至連葬禮費用都未必能涵蓋。
這起事件不是單一醫療悲劇，而是司法與醫療雙重失靈的縮影。當人命的價值被保金折價，醫美手術能輕易奪命卻僅受事後追究，社會該問的是醫師為何湊不出錢？而是我們的制度是否早已把人命看得比錢還輕？（作者資深媒體人）